中國低碳網訊　氣候融資一直都是氣候變化談判中最為核心的議題，而即將于11月11日開啟的華沙氣候變化大會也被外界認為是一場關于資金的大會。

　　為了“鋪路”華沙，由丹麥氣候變化與能源大臣馬丁·利德（Martin Lindegaard）召集的2013哥本哈根氣候融資會議于10月23日召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出席了本次會議，并得到了聯合國[微博]秘書長潘基文的支持。

　　“氣候融資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一定不能被短期預算約束或者利益的考慮。”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9月2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各國達成了共識，在快速啟動資金到期后，2020年前發達國家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援助資金。

　　潘基文在講話中認為，這一承諾是一項巨大挑戰，但并非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關鍵在于是否擁有政治意愿，并需要公共和私營資本的共同投入。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氣候融資規模還遠遠不能達到需求，并且2012年全球用于對抗氣候變化的支出還在下降。

　　另外，根據2013年綠色投資報告顯示，需要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全球每年需要新增投資7000億美元的綠色投資。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執行秘書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對此表示，華沙會議必須弄清楚這1000億美元的資金將來自何方。

　　因此，此次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會議的目的就是商討怎么為氣候變化融資，而融資的方向則是私人資本，而單靠公共資本并不能完成控制全球升溫在2攝氏度的目標。

　　據了解，此次會議得出的結論結果會直接進入華沙氣候變化大會的討論。

　　2012年全球氣候融資下降

　　來自經合組織（OECD）、聯合國環境署（UNEP）以及世界銀行的研究總結得出發展綠色經濟從現在到2030年間所帶來的經濟機會價值數萬億美元。

　　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并沒有使得資本為之“動容”。

　　氣候組織氣候政策行動（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10月22日發布報告稱，2012年全球用于對抗氣候變化的支出比2011年下降了1%。

　　報告稱，政府和公司在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減排方式的投資從2011年的3460億美元漲至3590億美元。

　　“這些投資一半在發展中國家，一半在發達國家。”氣候政策行動執行董事Thomas Heller在丹麥全球增長會議上展示了其最新研究成果，其中62%是來自私營部門。

　　不過，國際能源署去年預計，為了防止全球氣溫到2020年上升幅度超過2攝氏度，僅清潔能源一項的投資就需要5萬億美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整個3590億美元的投資中72%都在本國流動，并沒有轉向第三國。

　　“目前，資金流還是多為發達國家之間（north to north），而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資金方向是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north to south）或是發展中國家之間（south to south）。”潘基文表示。

　　本報記者在采訪丹麥養老基金的主席Torben Pedersen期間他自己就表示，“目前投資可再生能源的項目都集中在北歐、英國以及美國”，并未有涉足發展中國家。

　　氣候資金從何而來？

　　目前，丹麥等發達國家都認為公共資金是不足以支撐控制全球升溫2攝氏度的目標。

　　潘基文也認為氣候變化不能僅有公共資金，“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經濟并不好，因此只能擴大資金的來源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也就是說，在此次會議上與會者已取得共識：整合私營部門的資金去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原因在于應對氣候變化特別需要管理著大量資產的機構投資者的支持，機構投資者擁有能力也負有責任在改變全球經濟增長模式方面發揮作用，而目前私人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上表現并不佳。

　　目前全球養老基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資金投入到了低碳基礎設施項目之中。

　　因此，為了把商業機構進一步拉近“氣候軌道”中，潘基文除了向全球政治領導人發出邀請外，還向商業領袖發出邀請，希望他們明年9月前往紐約參與聯合國大會。

　　“這些投資者擁有力量，我相信他們也有責任在全球經濟轉型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潘基文強調。

　　本報記者了解到，此次潘基文在丹麥期間還約見了來自不同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的領導人，他對這些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扮演的角色持有非常積極的態度。

　　當然，發展中國家對私營資本納入氣候融資還存在一些疑問（主要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支持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支持發展中國際的氣候資金必須更加清晰，因此更傾向于公共資本。

　　私營資金存在不穩定性，因為這些私營機構都是逐利，要分析資本的投放是否能夠保證本金的安全，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首先要保證資金的安全并且盈利，因為我們的投資資本都來自百姓，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養老金安全。” Torben表示。

　　因此，如何將私營資本融入氣候融資目前還存在機制上相當多的技術問題。

　　美國著名非政府組織地球之友的Orenstein Karen就認為，根據過往經驗，私營資本很難在中低收入國家以及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起到應有的責任。

　　比如，在2012年，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僅有29%的資本進入了最貧困的國家。

　　需穩定的政策吸引投資

　　很明顯，應對氣候變化面臨一個巨大的資金挑戰，如何吸引更多資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一個還未能破解的議題。

　　當然里面的邏輯也很簡單，“是否保證綠色增長的同時能夠盈利”以及投資環境是否穩定。

　　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團體（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主席唐納德·麥克唐納表示，投資者之間需要進一步了解新型的市場。

　　“投資者需要習慣一個事實：與傳統投資相比，有關氣候的投資并不一定是和更大的風險聯系在一起的。有的時候其實事實是相反的。”唐納德·麥克唐納說，“目前投資界越來越認識到在煤炭和石油界的投資也同樣面臨著重大風險。”

　　“如果資金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彭博新能源財經的首席執行官Michael Liebreich表示，“如要吸引更多的私營部門投資，必須要釋放穩定的市場信號。”

　　比如，取消對化石能源的補貼，這就釋放出了來自政府的信號，這就會增加私營部門對投資可再生能源的信息。

　　另外，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階段，國家公共資金的投入必不可少。因為它會起到“引導”作用，向私營資金釋放另一個穩定的信號。